“较轻”的十五根粗塑料水管时，我还是在一群人鄙夷与戏谑的嘲弄下不争气地折了腰。

    这就是我在北京做的第一份工作，第一个月由于看病倒赔三千。

    除了第一个月外，剩下的时间里我一刻不曾休息，只要人还有气，就往工地跑。霍老板对我的表现甚是满意，专门开过一场小型表彰大会赞扬我的工人精神，发了不少奖金。

    工地上的人鱼龙混杂，大多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人，保留一部分淳朴的同时，也少不了难以避免的卑俗。很多人本性难移，再加上天气酷暑炎热，亦或者冰寒刺骨，总能逼得人火冒三丈。有时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都能引发一场激烈难阻的斗争，三十个工人聚集在一起，一个星期能干四五起仗。

    为了避免惹上麻烦，在工地里我寡言少语，很少同别人交谈，或许是生过一场病的原因，沉默对以往热衷喧闹的我来说已经不再痛苦。

    每当有人起了争执，我就在一旁假装干活，实则把心和耳朵全部飞到了他们身上去，试图从中探寻他们所被激怒、爆发的缘由，进而学着察言观色。

    但架不住有些年纪相仿的人见我独树一帜，总喜欢往我身边凑。碰到为人和善的好同事，我偶尔也会打开话闸，和他们聊一聊生活琐事。

    在那里，我结识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位朋友，庄舜羽。

    工地的活我统共干了七个月。

    辞职当天夜晚，再次成为无业游民的我坐在出租屋，拿出自己珍贵的小金猪形状存钱罐，虔诚地把小猪肚子里的口粮倒在床上。

    仔细认真地数完一张张现金，我看着手里堆叠起的一万零八百块，心满意足地想，可以先还给唐松哥一部分钱，剩下的投资给自己的下一份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