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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4章 从李小龙到新加坡(1/2)

    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,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,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,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,都是在耍流氓。

    所以,托纳多雷用1美元,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。

    1980年11月5日,清晨六点半。

    清水湾片场食堂,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,抬起头看向谭咏麟。

    “谭先生,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,是因为‘受够了’?”

    意大利导演的手指,敲了敲桌面上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照片,“但我在想,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,留下来建设,是不是另一种反抗?”

    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。

    “留下来、建设?”

    “对!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,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,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。

    “我在罗马时,研究过新加坡。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,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。一个没有自然资源、连饮用水,都要靠邻国的岛国,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。

    “时至今日,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。那些南洋华人,没有选择回国打仗,而是在另一个地方,用另一种方式,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。”

    食堂里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,都停下了动作。

    “导演,您的意思是?”

    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,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。

    “我的意思是,《故土之心》不能只拍牺牲,还要拍另一种选择。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站起来,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。

    “1938年,一部分南洋青年,选择回国抗日,这是李小龙式的‘用拳头打出一条路’。但还有一部分人,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,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、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。”

    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:“这才是南洋华人,最震撼的‘修补’。不是修补旧屋,是平地起高楼;不是等待故国强大,是自己亲手建一个,能挺直腰杆的祖国。”

    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,正好听到这段话。

    他站在原地,脑子里有什么东西“咔嚓”一声接通了。

    五年来,他一直在想“复兴港娱”,到底该怎样去复兴?

    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?

    还是创造新的潮流?

    现在他明白了。

    复兴,不是回到过去某个完美的状态。

    时移事异,那种状态根本不存在。

    复兴是新加坡式的:

    承认伤疤,承认屈辱。

    承认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,曾真实存在过。

    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,用一代人、两代人的拼命。

    建起一个让子孙后代,不用再看见那块牌子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导演。”

    赵鑫放下豆浆,“您想怎么拍这种‘修补’?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转过身,眼睛里有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亮光。

    “三条线并行。”

    他在白板上,画下三条线:

    “第一条线:1938-1945,南洋青年回国抗战。这是李小龙的‘虎头’,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条线:1945-1965,幸存者与等待。这是黄月萍式的‘等待’,用一生去铭记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条线:1965-1980,新加坡建国。这才是真正的‘尾巴’,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:‘如何亮?’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声音变得低沉。

    “电影最后十分钟,我要拍一个蒙太奇。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,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;1938年‘华人与狗’的牌子,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‘种族平等’的条款;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,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打出一行字:有些问题,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,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。”

    食堂里,久久无人说话。

    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,声音有点哑:“导演,那我的演唱会?”

    “你的演唱会,不该叫‘记忆邮局’。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看向他,“应该叫‘建设者之歌’。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,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?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,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?唱完歌,这些信收集起来,不是寄往南洋,是贴在红馆外面的‘建设墙’上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轻声说:“那我的独白演唱会,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。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。观众戴安全帽进来,我穿着工装唱歌。唱的是修补,更是建设。”

    黄沾已经抓起笔,在餐巾纸上狂写:“歌词要改!最后一段不能是‘枝头尽数向北张’,要改成,”

    他边写边念:

    “有的枝头向北望,

    魂归故土化尘扬。

    有的枝头向南扎,

    礁石缝里辟新壤。

    一条根,两处伤,

    一处问‘如何亮’?

    一处答‘自己变成一束光’!”

    顾家辉闭上眼睛,手指在空气中虚按。

    一段新的旋律,在他脑海里成型。

    前半段是《月光光》的悲怆变奏,后半段突然转折。

    变成铿锵的、进行曲式的节奏。

    “电影配乐也要分两层。”

    他睁开眼,“南洋线的音乐,用传统民乐,悲伤但坚韧;新加坡线的音乐,用现代交响乐,昂扬中有沉重。最后两段音乐交汇,不是融合,是对话!牺牲者与建设者的隔空对话。”

    徐小凤摇着团扇,若有所思。

    “我的旗袍铺,或许不该只复原老样式。应该请新加坡的娘惹裁缝来,把传统娘惹装和现代设计结合,做一种‘新南洋风格’。让客人看到,文化不是只能怀旧,还可以新生。”

    邓丽君轻声说:“我采风时,新加坡有位老阿姨,唱了首很特别的歌。她说这是1965年后,她们那一代妇女自己编的,叫《自己洗碗自己台》。歌词大意是:以前要给洋人洗盘子,现在给自己家洗,洗得心甘情愿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:“我想把这首歌录下来,放在电影新加坡那段。不要专业编曲,就要她清唱,声音粗糙但有力。”

    上午八点,选角继续。

    但托纳多雷换了考题。

    他不再给演员,去黄月萍的日记。

    而是给了一段新加坡建国元老拉惹勒南,于1970年的演讲节选:

    “我们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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