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个扶贫岗，咋样？"

    接下来的四天，我们就像在山里打转的陀螺：处理村干部打白条的案子时，侯书记让会计把账本摊在晒谷场上，对着村民一笔笔念；碰到隐瞒不报的超生户，他不进门就先递上袋红糖："我知道养娃难，可躲不是办法。"

    他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，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，每个信访件后面都画着笑脸或哭脸——笑脸是当场解决的，哭脸是需要跟进的。有天晚上住在村小学的教室，他借着煤油灯的光写总结，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，像山里的风声。

    "你看这字，"他把本子推给我，"一笔一划，不能歪。就像做人，歪了一笔，整页都不好看。"我望着他被煤油灯熏黑的指尖，突然明白区里为什么要请他来——这大巴山的信访案，就像山里的石头，得用山里的办法搬。

    下山那天，天晴得格外好。侯书记站在山口望了半天，说："我在这山上待了三十年，知道哪块石头下藏着泉水。"他的中山装后背磨出了洞，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毛衣，可那背影挺得笔直，像山口的松树。

    回到仙姑区，车主任正在大院里看我新办的板报，上面抄着侯书记处理信访案的办法。"这才是真业务。"他拍着我的肩膀，军绿色上衣上沾着的粉笔灰，在阳光下闪着细小的光。

    朱娟端着盆衣服从走廊经过，看见板报时停了停，嘴角的笑意像刚解冻的溪水。我忽然想起在赵家乡的最后一晚，老侯说的话："基层工作，就像这山路，看着难走，走多了就知道，哪步该踩实，哪步该绕着走。"

    那年冬天的雪，终于在元旦前落下来。我站在大院的黑板前，用红色粉笔写下"信访无小事"五个字，粉笔灰落在肩头，像落了层薄雪。远处的汉江结了层薄冰，阳光照在上面，亮得让人想起滨河路那个老太婆的话——安全感，从来都藏在低头可见的踏实里，藏在这一笔一划的认真里。